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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餐桌上走向灭绝的禾花雀

  禾花雀,一种上世纪80年代依然广泛分布于亚欧大陆的雀形目候鸟,在短短不到30年里,已经与野外灭绝只有一线之隔。如今,在中国的迁徙路上,它依然面临着天罗地网。

黄胸鹀雄鸟(周敏军 摄)

  黄胸鹀的20年:从家常小鸟到濒临灭绝

  作为一名观鸟爱好者,陆建树说,他真的不能接受,一个自己曾目击过的物种,突然有一天被别人告诉,已经“灭绝”。12月23日下午2点,根据他的指点,我从天津西站地铁口往西,果然看到提着鸟笼的大爷陆续出现,再往前,密密匝匝的人群聚在西青道辅路上,把两车道的道路塞得水泄不通,间或有车辆通过,只能扭拐着从人群里挤出来。人群一团一团杵在路上,绵延了超过300米,包裹在他们中间的,是沿街铺开的鸟贩子。

    这里是天津最新最大的鸟类交易露水市场,每周六下午固定开市。清一色的中老年男人,笼着袖子,在评论笼子小鸟的叫声、羽毛,讨价还价,谈笑风生。小鸟大都被细棉线捆着翅膀或尾巴,撞笼、怕人、毛乱,在笼子里挤成一团,拼命往角落里缩。这样的鸟通常都是刚刚从野外捕回来的,还没喂熟。

  问了一圈,没有黄胆,鸟贩子热情地推销,“黄巧(黄雀)也差不多,您看看这?”实际上,差得多了。黄胆就是禾花雀,学名黄胸鹀,2017年12月5日,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一年一度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更新里,黄胸鹀的受胁程度刚刚从濒危升级成极危,离野外灭绝一步之遥。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更新那天,动物保护圈子炸开了锅。人们愤怒的原因很简单:一是黄胸鹀的受胁等级上升太快了,2000年,这还是一种被认为“无危”的普通候鸟;二是黄胸鹀受胁等级上升的原因,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分析,“来自中国以供食品消费的非法捕捉是最大威胁”。而在中国的舆论场上,人们还有一个指向更加明确的尖锐概述:“黄胸鹀被广东人吃绝种了。”

    比起“黄胆”这个在北方笼养鸟交易市场上的名字,黄胸鹀在珠三角地区的俗名禾花雀更加广为人知。作为一种典型候鸟,黄胸鹀可能是起源于澳洲和美洲新大陆的古鹀,穿过白令海峡进入亚洲,进化后扩展至欧洲的种群。在没有国界的飞鸟世界,黄胸鹀的分布范围曾经极其广泛,光繁殖面积就多达1570万平方公里,西至芬兰,穿过俄罗斯,东到太平洋沿岸,日本北海道,南抵中国黑龙江和内蒙古,横贯欧亚大陆,是中国领土面积的1.6倍。据估算,上世纪80年代,黄胸鹀在全世界的总数量超过1亿。

    繁殖季过后,黄胸鹀会从繁殖地往南迁徙,穿过中国,到达东南亚越冬,次年春天原路返回。雏鸟期的黄胸鹀吃虫,在迁徙路上则吃高粱、水稻等各种谷物,尤其喜欢扬花后刚刚灌浆的青稻米,这是“禾花雀”一名的来源,也是黄胸鹀最早在中国引起注意的原因。1956年,中国开展“除四害”活动,一开始,麻雀因啄食谷物,与老鼠、苍蝇、蚊子并列四害,与麻雀身形相似的黄胸鹀也被重点点名。1956年,一篇题为《麻雀与雀害》的文章称“鹀类在我国境内最形繁多的,莫过乎黄胸鹀”。

    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生态学博士朱磊告诉本刊,在麻雀被“平反”之前的1960年前后数年间,是中国学术界对黄胸鹀研究最集中的时期,根据这一时期的资料显示,即便除四害曾提倡捕捉雀鸟,但在其间和其后,黄胸鹀仍然数量极多。1958年夏秋和1959年夏,研究者者在武汉南湖地区统计到的迁徙黄胸鹀达数万只;1959年,在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捕鸟网场,一张网一晚上就能捕到3000~4000只黄胸鹀。

2012年11月16日,在福建泉州境内发现的捕鸟网上密密麻麻地网住了许多候鸟

  到了80年代,1985年春,英国剑桥大学学生马丁·威廉姆斯造访北戴河,并从1986年连续5年秋天在这里观察候鸟迁徙,在马丁编写的当地鸟类名录中,对黄胸鹀的数量估计是常见且大量。另外,黄胸鹀在中国还有诸多别名,比如京津一带的“黄胆”,内蒙古和东北的“黄肚囊”“黄肚皮”“黄豆瓣”“烙铁背”,在湖北、湖南和江西等地的“麦雀”“麦黄雀”“芦雀”,河北的“稻雀”、广西的 “秧谷鸟”,也有地方直接将其与麻雀混杂。这些迹象都表明,黄胸鹀在中国曾经非常常见且分布广泛,正因为如此,使得黄胸鹀曾经鲜少为人关注,直至今日,当我们采访时,依然找不到对黄胸鹀有专门且深入研究的学者。

  坏消息是从其繁殖地芬兰、俄罗斯和日本陆续传来的。芬兰和俄罗斯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就对黄胸鹀有过持续的数量监测。俄罗斯的两个站点在1979年和1990年环志过黄胸鹀,就是捕捉后套上脚环放归,两个年份的环志数量分别是10460和1346,呈断崖式下降。日本北海道的黄胸鹀则是从1997年开始直线下降的,直至在部分区域完全消失。2004年,英国东方鸟类俱乐部通讯上的一篇短文首次指出,根据中国内地的新闻报道,黄胸鹀正面临巨大的捕猎压力。

    坐实黄胸鹀在中国被捕猎至濒危的研究,是2015年发表在美国重要学术期刊《保护生物学》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收集了全世界从1980年至2013年间跟黄胸鹀有关的所有数据,结果显示,1980年到2013年间,黄胸鹀的数量下降了84.3%~94.7%,其在欧亚大陆北回归线以北的繁殖范围,从西北到东南逐步且极其快速地收缩了5000公里。到2012年,俄罗斯的欧洲区域,西伯利亚中西部、哈萨克斯坦,这种曾经遍地聚群而飞的小鸟已经完全绝迹,那些地方的人们再也没见过它们灵动而鲜艳的身影。

    过去人们以为只有那些较小地理范围内的稀有物种会面临来自人类的危险,容易灭绝。分布如此广泛、数量如此众多的一个物种呈断崖式崩溃,在生物学界既罕见且出人意料,几乎是前所未见的。研究者们百思不得其解,设想了各种可能,比如栖息地收缩和环境污染导致死亡率上升,或者两种情况兼有,但都不能解释黄胸鹀种群的崩溃式下降。

另一种猜测是中国的捕猎导致了这一情形,研究者们设想了一个模型,以1980年的1亿为基数,第一年捕获总量2%,结合其繁殖特性,其后捕获比例每年增加0.2%,得出的结果是,黄胸鹀种群下降的曲线与实际情况几乎完美耦合。

  为什么是禾花雀

    研究者们的结论有其数据根据,不是来自学术界而是新闻报道。以广东佛山三水曾举办过禾花雀美食节为例,根据公开报道,仅1996年,该节庆市场上黄胸鹀的交易数量就达数百万只。

很难追溯黄胸鹀最早是如何被选中的,来自广州的“70后”美食摄影师张张无忌告诉本刊,禾花雀在广东算一种传统食品,尤其是从他的上一辈,政府宣传禾花雀为害稻谷,号召农民广泛捕捉。人们很快发现,和其他同样大小的雀鸟相比,禾花雀多且肥,采用焗、焖等做法,有大闸蟹的口感。国际鸟盟亚洲部主任研究员陈承彦是广东人,他小时候也听自己的父辈和祖父辈说,广东人过去抓禾花雀吃非常常见,只是很少贩卖。

    真正让禾花雀身涉险境的,是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后来自消费市场的需求。根据《三水县志》,1992年10月5日至11月5日,三水县人民政府举办首届禾花雀美食节,“全县酒家宾馆名厨,各显身手,做出菜式众多的禾花雀宴席,以飨嘉宾”。三水县(今佛山三水区)西接高丘,东临广州,同时三江汇流,曾经每年晚稻扬花的20天左右,禾花雀会从这个狭长的地理区间里集中过境。

    实际上,佛山三水地处珠三角西北尾端,相对落后,当时三水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举办了一系列各类营销类节日,禾花雀节即是其中之一。根据《三水县志》,最开始,当地人吃禾花雀只有“焗”一种做法,经过大力推广,后来又发展出了数十种东南亚口味的新菜式,逐渐成为秋末冬初的时令进补食物。禾花雀个头小,处理后上餐桌的成品,有的全只不足一汤匙,一桌宴席消耗百来只也稀疏平常。但直到1996年的一篇文章里,一位广东的鸟类研究者在一篇名叫《天上人参禾花雀》的文章里,依然认为“它们明春返回北方繁殖出新的一代,不用担心会造成禾花雀灭绝的危险”。

    除了三水,广东从化、四会、清远等地,都是捕捉禾花雀的集中区域,每到迁徙季,这些地方捕捉的禾花雀会流入整个广东地区的餐馆酒楼。张张无忌甚至记得,他在1996年左右上大学时,街面上有小吃推车,小贩们都乐于将乳鸽和其他鸟类标榜成禾花雀兜售。

    在“天上人参”的美誉下,食客笃信禾花雀营养丰富,甚至补肾壮阳,消费市场对禾花雀的需求不减,随着禾花雀数量减少,甚至渐渐从平民食物发展成高端宴请补品,价格也逐渐逐年翻番。根据1981年就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广东省林业厅1997年5月17日就发函,取消了三水的禾花雀美食节。2000年,中国制定首批“三有保护动物”名录,其中包括黄胸鹀;2001年,广东省林业厅还将禾花雀列入广东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明令禁止下,庞大的地下交易市场持续存在,捕捉甚至早就扩散到广东省外。

    根据民间环保组织“让候鸟飞”项目组的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2005年,新闻公开报道的禾花雀盗卖案件,屡屡出现倒卖数量过万的大案。其中2001年8月广州韶关的火车上一次甚至查获了10万只禾花雀。随后,从2005年到2013年,交易环节上的禾花雀明显减少,但每年各地依然屡屡曝出单案过千的禾花雀查获数量,2013年11月,警方在安徽东至还查获过两万余只禾花雀。这种鸟儿依然在被源源不断地送上广东的餐桌,根据“让候鸟飞”志愿者的暗访,除了一些梅州、潮汕偏远地区之外,珠三角很多餐馆依然在用“荷花”“荷叶”等暗号代替禾花雀以供售卖。

    但一个疑问是,为什么黄胸鹀繁殖区域如此广袤,还能被集中捕猎至极危?这跟黄胸鹀的迁徙路线有关。黄胸鹀虽然从西到东的繁殖区域跨度达数千公里,但从中东到中国新疆,从地图上看,都是土黄的干旱区域,不适宜黄胸鹀生存,再往东还横亘着高耸的青藏高原。迄今为止的观测数据都显示,体形小巧的黄胸鹀可能主要都是从西到东,飞越数千公里,入境中国,再抵达华南和东南亚的越冬地点。

    在入境中国的关口,燕山山脉一直逼近海边的秦皇岛,留下环渤海湾成为迁徙鸟类集中南迁的咽喉地带,黄胸鹀同样会密集地从这里入境南迁。再往南,黄胸鹀的迁徙路线更加分散,因此在华北、华中和华南都广有分布。但到达其越冬地点时,在云贵高原和太平洋的夹击下,黄胸鹀的迁徙路线会再次向两广地区更狭窄的范围收缩。

    正是这样的迁徙线路,为大量捕猎黄胸鹀提供了“天时地利”。根据《保护生物学》那篇文章的统计,黄胸鹀非法捕猎被查获最集中的正是黄胸鹀每年春秋迁徙往返,入境和出境中国的“瓶颈”津唐地区和广东地区。捕猎从这两端向中间扩散。一名曾经的捕鸟人告诉本刊,北方最早捕鸟是从天津唐山一带开始,随后这种捕猎之风,随着黄胸鹀的飞翔一路向南扩散。另一边,2006年,《楚天都市报》登载过一则新闻,当时三名来自广东、海南的商人到湖北荆门梦溪镇,租用了三亩湖区,种植象草,声称造纸。后来当地村民却发现,三名南方人是在等着禾花雀迁徙过境,张网捕猎,因为黄胸鹀晚上喜欢在湿地象草丛里集群歇息。当地村民报警后,警察在捕鸟人的丝网上发现950多只禾花雀。这则新闻的背景是,当时广东本地的捕鸟人已经很难在春秋两季捕捉到黄胸鹀了。 

   积少成多的贸易链条

    如今,出现在广东餐桌上的黄胸鹀几乎全数来自北方,尤其是天津、唐山一带。陆建树就曾是一名天津的观鸟爱好者,他终身难忘的一个场景是,2015年冬天,他随一位买家去到一个鸟贩子家里,那是一栋城中村的一七层小楼,大铁门,门口拴着两条大狼狗。进门后,陆建树看到,每层楼除了楼梯共有三间房子,鸟贩子一家住在7楼,而从1楼到6楼,每间房间都是栅栏门,铁纱窗,门里是密集的各种各样的鸟,在徒劳地扑腾,地上则堆满了厚厚的鸟粪和鸟尸。陆建树感觉自己到了一座“鸟类的奥斯维辛”。在那里,鸟贩子骄傲地对他说:“只要天津有的鸟,我这里都有。”最终,陆建树生平第一次在这里见到了成百上千的黄胸鹀。

    陆建树知道,这些黄胸鹀不是一次抓起来的。陆建树从2012年开始观鸟,2013年,黄胸鹀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提升为濒危级别,他开始注意这种原本平淡无奇的鸟类。在文献上,陆建树看到很多关于黄胸鹀喜欢集群的描述,还曾看到过一网捕捉上千只的记录,但在实际的观鸟过程中,他从没看到过30只以上的黄胸鹀鸟群,更无法想象仅仅20多年前,人们还可以见到的数百只巨大鸟群到底是什么样子。

    陆建树说,在天津、唐山一代,捕鸟人分为三种:一种是无所事事的大爷,只要看到有块荒地,就像钓鱼一样,早上骑个自行车把鸟网鸟夹往那一放,没事过去看看,收到鸟儿了,有贩子收就卖掉,没人收就摔死或放掉。第二类是农民,冬天天地撂荒了,会有鸟贩子专门过来给他们发放粘网和录音机,粘网捕鸟,录音机则是播放鸟叫诱鸟的,鸟网5元、录音机20元,就算在捕到黄胸鹀后的价格里。这样的生意,不需要任何成本,农民都乐意干,发展到后来,所有农民都在自家的地里张网“等收成”。而黄胸鹀面临的情况,则是漫山遍野一层一层连接不断的鸟网,飞往何处都没有生路。第三种捕鸟人才是“专业”捕鸟人,会设计专门的机关捕捉猛禽。

    黄胸鹀个小,无法专门捕捉,因此,市面上几乎所有的黄胸鹀都来第一类和第二类捕鸟人。除了繁殖季节,黄胸鹀喜欢集群活动,夜晚也喜欢聚群栖息在有水的植物丛中,受惊吓后容易窜落而非高飞,同时在一些迁徙时段,容易被同类叫声吸引。这些特征都使得捕鸟人不断开发出了更容易捕捉黄胸鹀的网捕手段。

    如今在做反捕猎的志愿者刘伟就曾是这样的捕猎者,他从2008年开始捕鸟,2013年后洗手不干。他告诉本刊,捕鸟的网一般都下在芦苇沟子边、稻田、玉米地和高粱地里,一块地100张网的成本一般1500元,可以使用20天到一个月。而2008年,一个普通散户一天都能抓100多只,不光是禾花雀,还有朱雀、金钟(栗鹀)等,高峰时一天能挣1000~2000块钱,最高正4000~5000块的都有。“暴利,(赚回买网成本)不是一天就完事儿了?”他说那时候天津地区的养殖户非常多,有的庄子几乎家家户户都养,养到2万~3万只规模的也很多。

    在广东地区,一般野外捕捉的黄胸鹀就很肥厚,但天津、唐山一代秋天刚刚捕捉的黄胸鹀,一般都很瘦,因此养的意思就是催肥,用苏子、芝麻、小米、葡萄糖、维C,还有一种叫“速达肥”的家禽添加剂饲料,养20天左右,到了达到6斤(100只)后闷死。催肥后的黄胸鹀胸前一吹毛看不到肉,全是黄色的油,行话叫“大油”,跟不催肥的个体价钱差一倍。采取闷死的办法一是省事,二是方便运输,三是为了带血,因为食客认为这样可以壮阳。闷死后的黄胸鹀连毛带屎,一般以100只为一个食品兜的单位装泡沫箱,一个泡沫箱能装10~12袋,用胶带封好,密闭保鲜,通过飞机运输销往广东。一只黄胸鹀养20多天的成本在1元左右,而2008年养户从捕鸟人手里收是15元一只,卖到天津25元一只,到广东40~50元一只,依然暴利。

    2000年左右,刘伟还在当兵,有个朋友是蓟县地区的,在芦苇沟边下网,晚上拿杆子在芦苇沟里一轰,网上便全是禾花雀。刘伟的这个朋友一天曾逮过400多只,开车到天津卖,4元钱一只。但陆建树2014年开始跑鸟市时,跟养户聊天,说一个捕鸟人一次捕到的黄胸鹀,从来没有超过三四只以上的,小养户养到三五十只卖给大养户,大养户攒到成百上千只了再向广东发货。

    天津向广东供应黄胸鹀的地下链条最早起码出现在2000年以前,天津曾有一名叫袁良的中学自然课老师,从上世纪就开始关注黄胸鹀,根据他还未出版的手稿,他曾在1997年到1999年秋季的收鸟站,看到用麻袋运往广州的黄胸鹀,他还听说当时广州餐厅上,一餐禾花雀要四五百元。

    在陆建树看到的贸易链条里,黄胸鹀主要走公路运输发货。而且,从天津进入远程运输贸易链条里的鸟类里,只有黄胸鹀、栗鹀、黄眉鹀,还有少量普通朱雀四种。这四种鸟天津本地人不吃,是为南方的餐饮市场专门捕捉的。根据陆建树的分析,最早贸易的可能只有黄胸鹀,随着黄胸鹀减少,与黄胸鹀体态相近的栗鹀进入视野,黄眉鹀和朱雀可能也是同样的原因。发货时,几种鸟价格分明,分装清晰,这意味着无论捕鸟人还是鸟贩子,针对性都非常强。因此,如果没有针对性的保护和打击措施,捕猎情况不仅不会有所好转,相反,同样的种群下降趋势还会出现在其他鸟类身上。

被捕鸟网缠住小鸟拼命挣扎,精疲力尽后死去(摄于2014年10月江苏镇江市郊)

    拯救黄胸鹀?

  志愿者们也组织过广泛的拆网行动,“让候鸟飞”的志愿者曹大宇已经连续三年拆网了,他在盘锦锦州交界地带,拆过很多网,一排100米长,一天都能拆20多排。他说最开始捕鸟人还跟志愿者聊天,告诉他们一些行规,现在看见志愿者就跑,有时候还起冲突。

  除了拆网,志愿者们几乎没有别的办法直接挽救黄胸鹀。虽然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里,黄胸鹀已经连续升级,中国2017年开始施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也将野生动物消费者列入犯罪,但在中国,黄胸鹀的级别依然停留在和麻雀相同的“三有保护动物”,捕鸟人即使被抓住,也不会受到有效的责罚。“让候鸟飞”项目执行长刘慧莉告诉本刊,他们在暗访中发现,根据法律,非法张网捕鸟达20只以上的,捕鸟者将受到刑事处罚,鸟贩子就经常以19只的数量,分批运输卖给餐馆。

    在陆建树看来,拆网很直接,但也最无用。“今天拆,明天又张起来了,最便宜的普通鸟网一张两元钱,拆10张20元,逮两个黄胸鹀32元,还赚了。”他最常使用的办法是报警,但主管捕鸟的是林业局森林公安,对黄胸鹀这种“普通”小鸟,森林公安只能当场放飞了事。而放飞的黄胸鹀遇到的依然是层层叠叠的鸟网,这是让陆建树觉得最恐怖的地方,“都是点点滴滴汇集起来的。”他曾和小伙伴讨论过,觉得只有打击取缔大规模养户,才能真正有效果。

    但真正与捕鸟人、小养户和大养户长期接触,试图挽救这些被捕小鸟的,实际上是另外一个群体:放生人。陆建树是2015年开始接触这个群体的,放生人每到固定的日子,就会有领头人号召大家捐款放生,然后同时去捕鸟人、小养户和大养户手里购买活鸟。因为黄胸鹀的珍稀,放生人同样愿意购买黄胸鹀放生,光2015年,陆建树就见识过三次放生人放生黄胸鹀的场面。

两次在平津战役纪念馆前的空地上,一次就在鸟贩子家院子里,最多的一次,放生数量达到2000只,那也是陆建树真正见到黄胸鹀最多的时刻。陆建树用“惨烈”来形容那个场面:到了固定的放生时间,鸟贩子把鸟笼拉到放生人面前,放生人一手交钱,鸟贩子一手将小鸟一只一只从笼子里捉出来,报数放飞。放生的人兴致来了,也亲自上手,有时候还拨弄几下。放完生,放生人和鸟贩子都满足地离开。

    但那些放飞的小鸟,能活下来多少?陆建树估计一半都不到。一方面,这些鸟本来已经受了巨大的应激创伤;另一方面,同一种鸟类,突然密集地出现在一个区域内,不管食物、庇护、饮水还是人为扰动,都是致命的。陆建树曾在放生第二天去过现场,看到地上一片鸟尸。陆建树发现,很多放生人甚至没有基本的生物学常识,他甚至见过给猛禽喂小米的,猛禽不吃,就硬往嘴里塞。他告诉过这些放生人,小鸟能从捕捉活到放生的可能只有1/10,而这1/10放生后同样生死未卜。但放生人似乎无动于衷,他们更在意放生这个善念被实现的过程。

    根据陆建树的了解,天津的放生市场是从2011年到2012年左右开始兴起的,算是横插进原来食品消费链条中的一环。如今,这一环同样在剧烈地影响捕鸟活动:一是放生交易周期更短,深受鸟贩子欢迎,并且数量需求极大,在整个消费链条里的比重已经相当可观;二是有鸟贩子曾告诉陆建树,如果没有这些放生人,他们捕鸟只针对性地捕捉固定鸟种,其他鸟要么摔死,要么放掉,但有了放生需求,所有的鸟都可以换钱。陆建树曾见过饭都吃不起也要放生的人,他理解这种心情,但实在无法认同,某种程度上,监管空缺下催生的放生市场正在让黄胸鹀乃至所有的野生鸟类处境雪上加霜。

    现在陆建树在野外见到黄胸鹀时,心情特别复杂,他为自己感到幸运,“我竟然能够看到它们”;也为被看到的黄胸鹀感到幸运,“还能活到现在”。他说那是一种看一眼少一眼的心情。熟悉生物保护的人都知道“美洲旅鸽”的故事,当欧洲人刚刚踏上北美大陆时,这里生活着50多亿只旅鸽,随着人们发现这种鸽子肉味鲜美,开始大规模地工业捕猎,随后,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1914年9月1日,最后一只人工饲养的雌性旅鸽在美国辛辛那提动物园中孤独地死去,这个物种从此彻底在地球上销声匿迹。

    没人知道,黄胸鹀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旅鸽。中国观鸟记录中心在过去一年里,只在34个地方记录到了黄胸鹀的身影,而其中多达20个地方,观鸟人在数小时的守候里,都只看到了一个孤零零的淡黄身影。这个身影还会沿着古老的,而今遍布杀机的迁徙路线,跨河跨湖,一年往返两次,它无法述说它是否曾有同伴,它的同伴们都去了哪里。

    (感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生态学博士朱磊,新西兰奥塔哥大学自然影像科普博士朱雷,观鸟爱好者漆青山提供的资料和帮助)

文章转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1期)

作者: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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